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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诚信是铸就社会诚信风气的灯塔

发布时间:2017-01-17 11:02   来源:省信用办 作者:肖体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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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诚信是铸就社会诚信风气的灯塔
    ——学习《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的体会
         贵州省诚信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肖体礼

      近日,《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76号)印发,这是我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如何抓住抓好“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带动全局,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的关键抓手。

       诚信是构成社会信用体系的精髓。在现代社会关系中(政治的、法治的、经济的、管理的、人际的诸方面),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主体是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诚信,二是个人诚信,三是企业诚信。这三个方面的诚信不是各自特立独行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其中,政府诚信是关键,是三者之间的粘合剂,是三者之中的导向价值观,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价值核心!

          一、政府诚信的历史文化渊源。

      诚信属于伦理学范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成者,人之道也”。荀子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可谓小人也矣”。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是专门讲诚信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的这段话是对“上善若水”的全方位解读,一言以蔽之,善是诚信的最高境界。“初唐四杰”之卢照邻说将诚信得更生动形象“忠为衣兮信为裳”,这里的“忠”即指诚信,他认为人要讲诚信就像人要穿衣裳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不穿衣裳满大街乱跑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从哲学的高度把诚信解读为“诚信比一切智慧更重要”!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总结了许多昭示诚信的语言精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始有终;虎头蛇尾;一言九鼎;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毛泽东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军队、统一战线,这其中都饱含诚信的道理。没有诚信,这三个法宝就会变成三个鸡蛋,一碰就碎。

      二、政府诚信首先表现在依法治国的最高层面。

        政府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政府诚信在法治的视角看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十六字方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一种误读,即这是针对管理相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政府的。我历来很推崇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的这句名言:“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都是从依法治国,从政府诚信的角度来规范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并依法授予民众以监督权以及可以享受因政府行为侵权损失的赔偿权。  

      2010年,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不是偶然的。既涵盖了政府行为,也包括了企业、个人言行的诚信自律。初看起来,似乎只有6条讲到诚信,事实上,另外2条也满含对诚实守信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关于法治的专题会议。四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对政府诚信的自律要求。刚刚结束的六中全会公报,则旗帜鲜明指出党要管党,明确深化从严治党,公开公布党内的法治专题会议,是从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全局高度,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诚信提出的“问责规范”,因为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执法去实现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或者说执政的合法性是以在处理各种内务事务中的诚信为基础的。

      三、公开透明是坚守诚信和接受监督的最好办法。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向全党全社会公布了。公布的目的不外是接受党内监督、人民大众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准则》《条例》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四种严重情况都与诚信缺失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持理想,恪守信念的前提和基础都必须是坚定不移的守望诚信。

      四、圈定重点主体、重点环节、重点问题,责任到人是动真格的诚信承诺。

      鉴于各级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公务员中党员的比例也相当高。六中全会《准则》《条例》的公布,具有自律和他律(监督)的双重功能。从法理角度看,《准则》是仅次于《党章》的治党总规矩。《准则》是这个总规矩的“总则”,《条例》是分则,是治党的处罚规矩,务必“促使党的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对社会关注度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政务失信易发多发领域,特别是对严重危害群众利益、有失公平公正交易违约,以及社会长期诟病的政府失信行为都要问责到人。

     当然,在行政诚信方面,《公务员法》《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都是检查监督政府诚信最接地气的亲民窗口,也都是要责任到人的。

     五、建立第三方社会机构评估机制是强化政务诚信的试金石。

     有监督就有评估。俗话说傍观者清。建立第三方诚信监督机制是强化政府诚信的试金石。一是因为政府本身不仅是社会诚信主体之一,而且是具有导向性的第一责任主体;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对于政府自身的诚信监督和其它社会主体的诚信监督,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由一个独立第三方来实施监督职责会更加公开透明、更加公平公正、更加能够取信于民,从而更能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第三方”是谁,由谁来组成?《意见》提出了三个群团组织:信用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我认为,从社会属性看,高校的行政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科研机构的科研立项与经费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还很大,换言之,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诚信评价评级工作中,高校与科研机构主要扮演有关社会诚信的科研与确定评价评级标准、程序等顶层设计工作,不宜直接主持社会诚信的评价评级工作。社会诚信的评价评级工作宜由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诚信服务机构(社团)主持为宜。当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自然是评价评级工作“专家库”的随机遴选对象,他们是以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身份参与诚信评价评级工作,而不是以单位的名誉参与这项工作,这样才能够使诚信评价评级结果更臻于公平公正,更具有社会公信力。

     诚信评价评级坚持定期考评制度,不搞终身制,终身制不符合辩证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交易,容易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诚信领域、环节、节点,可以采取每年考核一次的考评机制。

     六、守信与失信记录并重,守信有奖失信惩戒。

     要改变过去守信者默默无闻、甚至被奚落受嘲笑,失信者逍遥复逍遥的不正常状态。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失信记录要列入单位年终目标考核与个人党内和行政年终评比内容,并按照《公务员法》有关处罚条款执行相应处罚。单位负责人的失信记录,法人失信记录,单位主要负责人也有一份责任,都要列入主要负责人是否能够继续留任的考核硬指标系列,重大失信记录也可以作“一票否决”。

      企业失信记录可实行二级评价机制,即行业评价评级与第三方评价评级相结合,如有不符时,以第三方评价评级为准,即第三方评价评级采用“一评终结制”。

      个人失信一般都是失德或违法,现行道德、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是够用的。只是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进一步切实大力弘扬正能量加强教育。比如五一、十一、春节长假期间,在旅游和旅游景点餐饮业、野导游,以及民族地区的特色民族节日期间的欺诈性牟利现象(甚至发展成暴力犯罪)都是重点整治对象。

      大约在2200年前,司马迁关于政府对治理商贸诚信多管齐下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失信惩戒可分行政、经济二种惩戒形式,行政惩戒要苛,经济惩戒要狠,涉及犯罪的移送有司依法严处。

     七、地方不等不靠,立法先行。

     前面说过,诚信属于伦理范畴,只有极少数纳入法律范围,绝大多数依然还处于道德调整,治理力度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这些年来积重难返的病因。国家立法尚需时日,地方立法完全可以从省情出发,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有针对性的立法治理,为国家立法探索道路和积累经验。这项工作地方人大和政府都应纳入立法规划,当仁不让。

      八、加强领导、统筹推进地方诚信建设步伐。

      诚信建设涉及面广,地方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工作,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积极配合,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具体领导下步调一致做好这项工作。    
                                               

 
(责任编辑:杨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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